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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中外对话 | 美国为何热衷拉“小圈子”遏制中国？******
中新社北京10月1日电 题：美国为何热衷拉“小圈子”遏制中国？
中新社记者 彭大伟 阚枫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灰犀牛”“黑天鹅”层出叠见，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人们对未来既抱有期待，又满是困惑。
然而，在世界最需要和衷共济、共克时艰时，一些西方国家却基于一己之私，大搞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鼓吹脱钩断链、筑起“小院高墙”。
改善了全球数十亿人生活的全球化真要走向终结？影响世界格局的中美关系前景如何？就此，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邀请美国华盛顿智库全球安全研究所(IAGS)联席所长、美国能源安全理事会高级顾问盖尔·鲁夫特(Dr. Gal Luft)，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翟东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原副所长、研究员丁一凡展开对话。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美国遏华，为何热衷拉“小圈子”？
中新社记者：如何看待美国如今力推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
盖尔·鲁夫特：我不认为加入这个倡议的国家会很热情地推动IPEF。你怎么知道两年后，另一位美国总统会不会推翻它？大家都看过美国政府换届之后的变化。此外，加入该倡议的国家也不会做有损其对华关系的事情，因为中国是它们中绝大多数国家的头号贸易伙伴。
翟东升：在过去一年半，美国政府创造了许多新词，但这些新计划没有产生任何实质效果。在美国国内，两党间存在严重政治分歧，甚至同一政党不同派别间也存在分歧，所以做不出什么成果。这也可能是IPEF的命运。
丁一凡：东盟国家几乎都对IPEF没有兴趣，甚至印度也不太关注。美国想迫使这些国家选边站，但它们希望与地区所有国家保持合作。中美关系良好，这些国家处境会更好，因为与中国脱钩代价巨大。虽然美国希望它们与中国脱钩，但美国又没做好准备，或者说没能力为这些国家提供援助。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美国如此热衷于拉“小圈子”遏制中国？
丁一凡：美国在全球有上百个军事基地，它要花很多钱来维持这些军事基地，还得调动与(基地所在的)这些国家的联盟关系。冷战之后，维持这种联盟的成本越来越高。所以，美国要找到维持这种联盟关系的外在目标。在欧洲，如果没有俄罗斯，美国就没有理由维持北约框架。在亚太，美国担心被中国赶上，所以，为保持其霸权，它就以各种方式给中国设障。
中国就像一面镜子，照出美国的衰落
中新社记者：中美关系目前出现困难的核心原因是什么？
盖尔·鲁夫特：中美之间的问题并不关乎中国正在做什么或需要采取什么具体行动。更深层的原因是，中国就像一面镜子，映射出美国的衰落，代表着美国没有能力领导世界，更代表着美国的分裂。
中国是什么就是什么，中国不会“变成美国”来安抚美国。美国不是在告诉中国，如果你怎么去做，两国的关系就会打开新篇章；而是要求中国，你要回到贫穷，回到无足轻重(的地位)，回到你20年前的位置。这不可能。
视频：【东西问·中外对话】鲁夫特：中国像一面镜子 映射出了美国的衰落来源：中国新闻网
丁一凡：在美国政治制度中，当它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往往会想办法找到一个外部敌人，找到一个团结的共识。美国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被中国追上，它们将此视为巨大威胁。我认为盖尔说得很对，美国越是失败，就越是把中国视作敌人。
翟东升：中美关系何时才能最终恢复稳定，达到新平衡？我认为也许当中国的经济规模明显大于美国，中国的军事能力在某些重要方面如果也能超过美国(的时候)，而那时中国仍将致力于完成和平崛起和对人类共同未来的承诺，那么美国的政治领导人就会冷静下来，越来越多政治家就会把中国视作一个潜在的合作伙伴，而不是威胁。
“全球化”正在变成“区域化”？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近年来全球化会遇到这么多重大挫折？这种趋势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丁一凡：全球化是由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还有部分欧洲国家的社会再分配所推动的。但是，欧美发达经济体认为新兴市场国家才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它们认为全球化破坏了它们自己的利益，所以才想扭转全球化趋势。
例如美国公开宣扬国家干预的回归，反对新自由主义。所以欧洲议会的那些立法者和美国国会议员，或鼓吹或强迫跨国公司回来，这在世界范围内带来了长期滞胀的风险，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
盖尔·鲁夫特：全球化是西方的项目，去全球化也是。西方仍是任何秩序或无序的设计者，它们在自作自受。我们已经看到，全球化在面对很多全球挑战时并没有激发各国的协同作用，每个国家和地区都在为自己服务。这是一个警示，因为我们都是“地球村”的一部分，但当真正面临考验时，全球化却惨遭失败。
我们会看到去全球化的趋势越来越强烈，也将看到从全球化到区域化的转变，世界将沿着更多地理维度被划分为小联盟，它们将能够进行区域层面的全球化，但对区域外的依赖程度较低。
中新社记者：目前多边、自由的世界贸易秩序将在某种程度上被去全球化终结吗？同时，美元霸权会结束吗？
盖尔·鲁夫特：我写过一本书《去美元化：货币改元，金融更序》，它说的就是反抗美元。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就是一场反抗，一个国家接着一个国家起来反抗，这是对一种货币、一个国家霸权的反抗。与此同时，美国也在利用其经济实力来胁迫、制裁和恫吓。
通过乌克兰的情况，各国已经看到西方在货币武器化方面有多么凶狠。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已经有两个美国冻结其它国家中央银行资产的案例，先是在阿富汗，后是在俄罗斯。在货币的历史上，这闻所未闻，让每个国家都感到不安。美国将会为此付出更多代价。
翟东升：世界贸易会继续下去，但在未来几十年，可能会在当前的水平上停滞相当长的时间。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更关注供应链的安全性和稳定性，而不是盈利性。而美国正在滥用其自身货币特权，导致这种特权有可能结束或消亡。必须有其他人站出来，为整个世界贸易结算和计价制定一个新的模式或解决方案。
丁一凡：全球贸易不会急剧萎缩。你看中国的国际贸易额：欧盟仍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美国也是，还有个正在增长的第三市场——东盟和“一带一路”国家。对东盟国家的出口已成为中国出口的第三大支柱，贸易更多样化了。
去美元化将是一个长期现象。短期内，国际形势仍然混乱，美元仍占主导地位，但这是短期的。美国的债务相对于其GDP(国内生产总值)来说，增长非常快，美国经济维持这种印钞体系非常危险。(完)
东西问·中外对话 | “银发浪潮”汹涌而来，世界能给中国哪些启示？******
中新社北京6月8日电 题：“银发浪潮”汹涌而来，世界能给中国哪些启示？
中新社记者 阚枫
当“老龄化”伴随“少子化”，“一老一少”成了很多国家面临的世界性难题。
2021年的中国经济数据显示，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超过2亿，占全国人口的14.2%，已达到“中度老龄化社会”的指标。
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遇到“银发浪潮”，如何将“老年负担”变“长寿红利”，这是中国必须攻克的大课题。
环视全球，西欧是最早开始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地区，而亚洲国家中，日本、韩国都有应对老龄化的丰富经验，东西方社会可以给中国提供哪些“他山之石”？
就此，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邀请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副所长林玲子，韩国东国大学原社会学教授、中国研究所所长金益基，荷兰鹿特丹伊拉斯谟大学和荷兰跨学科人口研究院(NIDI)访问学者、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和公共政策教授、老龄化中心主任贝斯图与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杜鹏展开对话。
专家们表示，老年人群并非社会负担，而是巨大的社会资源。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并不一定由人口数量决定，而在于人口政策能否最大化激发人力潜能。中国需要适应新的人口现实，充分利用所拥有的人力资源，释放社会中人口的全部潜力，从依靠“人口红利”转向收获“人才红利”。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与人口数量相比，人口政策更重要
杜鹏：对于老龄化，中国舆论中出现了对人口抚养比和经济增长动力削弱的忧虑情绪。在人口政策调整和社会配套跟进方面，日韩两国有什么需要特别提醒中国的经验之谈？
林玲子：社会经济发展并不一定由人口数量决定，而在于人口政策能否最大化发挥人力潜能。一个能够充分发挥现有人口能力的政策，比单纯的人口数量更重要。亚洲国家必须适应逐渐增多的老年人口，从而相应地调整政策。
金益基：韩国社会已经历过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口变化的主要阶段，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开始下降。现代化、社会经济发展、人口计生政策等社会经济因素都对韩国人口变化产生了影响。1996年开始，韩国政府改变了政策风向，由限生转向促生，但这为时已晚，日本和韩国的促生政策都没有收到实效。
资料图：韩国首尔明洞街头。图片来源：视觉中国杜鹏：贝斯图教授在新近的学术论文中认为，如果人力资本得到快速增长，低生育率可能不会对中国未来几十年的持续发展构成大的障碍。能否概述得出这一结论的过程？
贝斯图：这是基于沃尔夫冈·卢茨提出的“人口新陈代谢”概念得出，即一个人口老龄化社会，如果受教育程度相对更高，人们的技能水平相对更高，且人力资本的改善可以转化为生产力提高，这种人力资本的转变就可抵消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影响。中国需要适应新的人口结构现实，释放社会中人口的全部潜力，而不仅仅是创造和要求更多的人口资源。
让年轻人生孩子，什么才是他们最想要的？
杜鹏：应对低生育率，世界不少国家的经验大致分三个方面：从产假、育儿假等方面给予时间支持，从津贴、减税等方面给予经济支持，从托育照护等方面给予服务支持。从大家的经验观察，年轻人想要的是什么？
林玲子：日本人尤其是男性，通常工作时间很长，所以日本一直以来都尝试着对工作风格、工作方式进行改革。但是最大的影响是新冠疫情带来的，居家办公的人一下子多了起来，尤其是2021年，结婚率上升了。如果远程办公、弹性办公方式继续下去，可能会给年轻人创造比较好的条件。除此之外，产假和陪产假，还有诸如津贴等经济支持也很重要。
金益基：韩国政府效仿北欧国家的“工作—家庭平衡”政策，但是韩国政府没有做到为工作女性提供充足的福利，甚至对男性来说也没有一个切实有效的环境(提高生育率)。提高生育水平，弹性工作和陪产假都是必不可少的，这也是韩国年轻人最想要的。
贝斯图：工作单位政策必须要和国家政策同步，提供更好的工作环境，同时也要在家庭内部平衡男女角色，男女双方都应在照顾孩子和家务中作出同等贡献。
少子化和低生育率本身，与其说是一个生育问题，不如说是社会其他问题的表征。比如年轻人要照顾孩子、父母、伴侣的父母，压力太大，政府确实想支持生育，但要想达到目标，可能要先在老年护理领域投入资金，去分担劳动年龄人口肩上的担子。
资料图：一些孩子在家人的带领下走进农田参与劳动。中新社发 王俞 摄 图片来源：CNSphoto应从“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
杜鹏：老年人群并非社会的负担，而是巨大的社会资源。在开发“银发资源”方面，日韩的经验能给中国带来哪些启示？
林玲子：不能认为老年人寿命的延长会带来社会负担。日本人口确实是在减少，但预期寿命每年都在延长，这就意味着，增加的老龄人口放缓了整体人口减少的趋势。传统意义上的劳动人口确实在减少，但是如果考虑到健康的老人数量在增加，那么实际劳动人口并未大幅减少，我们要做的是促进就业，促进老年人就业。
金益基：韩国正制定各种计划为老年人创造就业机会，制定了各种扶持计划。我们成立了韩国老年人力开发院，全面统筹相关工作，该机构正致力于为老年人提供适当的就业机会和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
杜鹏：贝斯图教授近期在文章中写到，中国要适应人口格局的巨大变化，逐步从依靠“人口红利”转向收获“人才红利”。西欧国家在这方面有哪些经验和教训可供中国借鉴？
贝斯图：每当讨论老龄化带来的负担时，我们必须准确地定义“负担”所代表的实际含义。我之所以谈到这种人力资本红利，是因为如今的年轻人与50、60、70年前的年轻人有很大不同。他们所掌握的技能、面临的机遇，如果被转化为更高的生产力，实际上就可以产生这种红利。我们应该考虑如何改进劳动力市场的整体结构，而不是把老年人或60岁以上的人群割裂出来看待。
资料图：辽宁沈阳一公园内，一群爱好冰球运动的退休大爷组建冰球队进行比赛。如何让人们接受“延迟退休”？
杜鹏：当前，“延迟退休”是中国社会热度较高的话题，其他一些国家也同样面临这一问题，如何在全社会达成延迟退休的共识？又如何做好配套制度安排？
贝斯图：在英国，退休和养老金之间的联系已不那么紧密，没有所谓的退休年龄。你的公司不能强迫你在60岁或65岁，或其他任何年龄离职，除非有一些非常具体的正当理由。这与养老金年龄不同，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仍然是固定的。所以，你可以选择退休，选择离职，但你无法在特定年龄之前领取养老金。这可以防止人们在他们真正想离职前就被迫失去工作。
人们说这会剥夺年轻人的工作，让人工作到六七十岁会增加年轻人口的失业率，但我认为这种说法缺乏证据，我们应该考虑人们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如何承担不同的工作。
林玲子：我们必须区分退休年龄和领取养老金年龄。日本正将养老金领取年龄从60岁提高到65岁，但我们决定不再往后延迟，因为保持养老金体系可持续性很重要，这样人们才会信任它。目前，我们可以选择从70或75岁开始领取养老金，如果延迟领取，获得的养老金会更多。
至于退休年龄，必须让它变得灵活，这样未来工作市场才能更灵活。我们可以为人生设立一个“第一工作阶段”，从20多岁到50岁，这个阶段，我们会结婚生子。到了50岁，孩子长大成人，就可以开启“第二工作阶段”，从50岁开始积累新的经验。我们可以工作到60岁或70岁以后，甚至80岁或100岁。这种退休年龄的设定是创造新型社会或适老社会的关键。(完)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视觉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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